我做的學問是“古籍整理與研究”，之所以走上古籍整理道路，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家庭影響。我的父親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，經(jīng)常給人家寫對聯(lián)，對《聊齋志異》《紅樓夢》很熟，也看《牡丹亭》、魯迅雜文等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父親躺在東廂房臥室，手里拿著書，對著小窗戶看。所以我考上山東大學中文系后，跑圖書館、跑書店，看的書以新舊版古籍居多。

家庭或者個別老師的影響，往往決定一個人的一生。

1987年,我從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畢業(yè)，留校工作，做王紹曾的助手。王紹曾早年畢業(yè)于無錫國專，畢業(yè)后到商務(wù)印書館校史處參加張元濟主持的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?？惫ぷ?。1963年進入山東大學圖書館從事古籍工作，1983年調(diào)任山東大學古籍所教授。

我在山東大學古籍所工作之初，王紹曾主持的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，這也是中華書局約稿。當時的辦法主要是寫卡片、排卡片，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記上，形成這樣一部記載清朝人著作的書目。這項工作進行了多年，成果獲得教育部一等獎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需要經(jīng)常去北京王府井大街中華書局。每次去我都要逛琉璃廠。有一次買到一部《四庫存目》線裝本四冊。所謂“存目”就是只保存目錄，而《四庫全書》不收錄這些書?？墒恰端膸齑婺俊返臅噙_6793種，《四庫全書》收錄的才3400多種。《四庫存目》里的書有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，還有湯顯祖、袁宏道的詩文集，重要的書很多。琉璃廠擺出的這部《四庫存目》有紅色、黑色兩種批注，注的是這些《四庫存目》書的版本。批注者的目的，是對乾隆年間修《四庫全書》時未能入選的《四庫存目》書進行版本調(diào)查。他的批注量很少，所以我打算接著做調(diào)查工作，最終寫一部專著《四庫存目標注》。

就在我開始工作不久，1992年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，周紹良指出《四庫存目》的書很重要，要調(diào)查收集出版一套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與《四庫全書》配套，胡道靜也表示贊成。他們的發(fā)言發(fā)表于國務(wù)院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小組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上。我在濟南看到這個發(fā)言，就坐不住了，去找山東大學古籍所所長董治安。

董治安也參加了那次會議，他給我出了一個主意，寫一篇關(guān)于《四庫存目標注》的說明，寄給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、國務(wù)院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小組秘書長的傅璇琮，還有趙守儼、安平秋、章培恒、周勛初、黃永年等。很快傅璇琮、趙守儼回信，予以肯定和鼓勵。傅璇琮把我的《四庫存目標注敘例》發(fā)表在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上。

在那次會議后，北京大學教授劉俊文提出編纂出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計劃，交到國務(wù)院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小組。組長匡亞明予以批準，立為國務(wù)院古籍整理項目。北京大學方面推舉季羨林擔任總編纂。隨后經(jīng)傅璇琮推薦，我加入了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編委會，后來擔任總編室主任，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四年。

在北京大學期間，我經(jīng)常每天只睡五小時，原因是《存目》調(diào)查研究工作要提前拿出成果，供《存目叢書》使用。從各地圖書館復制來的古書，需要鑒別版本。這些工作都是集體完成的。

我曾多次到季羨林家拜訪請教。季羨林住未名湖后湖北邊的朗潤園，一樓東頭兩戶都是。東邊一套是書庫，里頭全是書。南陽臺是玻璃封起來的，季羨林就在南陽臺擺上書桌，作為工作室。書桌右邊靠墻是個書架，上頭擺一些常用的書。季羨林晚飯后八點多就睡覺，大概一兩點就睡醒了，起來開始研究、寫作。季羨林工作的陽臺，前頭是未名湖后湖，燈光與湖水相映，遠近都可以看到，人們說他治學勤奮，是“朗潤園的第一盞燈”。

回濟南前，我把十幾個硬皮本用塑料袋裝好，送到古委會交給劉玉才、顧歆藝，告訴他們：“這是《四庫存目標注》，我的命根子?！彼麄儺斘业拿娣胚M古委會鐵皮柜子。1997年10月底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在經(jīng)歷了較為艱難的工作后終于出齊了，共1200冊。先是在北京大學光華樓開了一個總結(jié)大會，編委會委托我作了總結(jié)發(fā)言。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舉行了隆重的慶典，季羨林發(fā)表熱情洋溢的講話，講話中特別提到我。之后，我的《四庫存目標注》又經(jīng)過數(shù)年努力，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精裝八冊。這部著作經(jīng)歷了15年時間，備嘗艱辛，后來入選第三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，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欣慰。

我在從事這項學術(shù)工作的過程中，目錄學、版本學方面有很多收獲?！端膸齑婺俊返?793種古籍的傳世版本，基本上調(diào)查鑒別清楚了。至于發(fā)現(xiàn)一些重要古籍，例如大連圖書館藏《節(jié)序同風錄》抄本，原書不題撰人，我根據(jù)內(nèi)容確定為孔尚任“失蹤”的遺著，也不乏其例。

學術(shù)研究固然需要深厚的基礎(chǔ)，但是碰到真正的專家作為導師，碰到特殊的刺激引發(fā)靈感，碰到虛懷若谷的長輩予以提攜，碰到友好的同輩予以幫助，都是非常關(guān)鍵的。

我做學問沒有什么“坎”，如果說有什么困難，我覺得大項目曠日持久，而考核周期短，一年一考核，三年小考核，六年大考核，考核標準又不利于古籍整理學科，是長期的困擾。但是，我覺得只要有恒心，方向?qū)?，做的是真學問，總有一天會發(fā)生“質(zhì)變”，這個標志，就是評價標準開始變了，原來考核不被看重的成果，忽然“值錢”了。我的經(jīng)驗，是堅持、忍耐。在“內(nèi)卷”中要學會甘拜下風，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。以苦為樂，是所有學問家的傳家寶。

（作者：杜澤遜，系山東大學講席教授、《文史哲》主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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